第三部 · 名字之下
第十四章十九个假名字

林雾要求从第一份和解讲起。
乔肃说可以,但先讲A17。
“顺序很重要。”她说。
“对死者也重要。”
林雾看着桌上的计时器。这轮讯问在律师在场和再次完成权利告知后开始,每四十五分钟休息一次。她知道镜头在哪里,也知道每一句话会以什么方式进入卷宗。
林雾确认了前三人的离场顺序:韩重山二十一点零四分,闻毅二十一点零五分,江枚二十一点零七分。江枚离开前,程岸问她是否愿意连父亲签过的安全确认表一起发表。她把杯子捏出一道深凹,拿走一页无姓名统计,去了公共打印间。
“然后只剩你们。”乔肃说。
林雾点头。
她从红色文件夹里取出十九份回执,告诉程岸,只要他按原稿公开死亡月份、年龄段、诊断和赔偿日期,至少十二个家庭会被熟人认出。程岸说,细节不足,韩重山就会继续声称三十六只是重复计数和推测。
“他说法院可以密封核验。”林雾说,“可他的闭幕演讲不在法院。他要在两千人面前放那些表。他说先让事情无法再被压下去,后果以后补救。”
她问程岸,七年前为什么不愿承担同样的后果。
程岸没有回答。
“他只是把存储卡插进桌边的演示终端,检查定时上传。”林雾说,“我拔了卡。他来抢文件夹,说我没有资格把受害者证据带走。我问他,谁有资格。他说,至少不是靠假证明替企业洗掉判决的人。”
那句话并不完全错误。
也正因为不完全错误,才比侮辱更有效。
林雾把卡推进文件夹书脊处已经开线的夹层。程岸抓住包角,三根指甲在红色覆膜上划过去。她后退时撞到四号椅,头顶声学罩的应急控制带垂下来。程岸伸手去按墙上的呼叫键,准备叫保安。回到援助中心后,她又用装订胶封住了开口。
“我从后面把控制带绕过去,只想让他松手。”林雾说。
乔肃没有打断。
“这是我那时告诉自己的话。”她补了一句。
程岸的膝盖撞在椅腿上。两个人一起倒向桌边。控制带勒在他颈侧,他用右手抓她的文件夹,左手去扯带子。三十多秒以后,他的手松开,身体沿椅背滑下去。
林雾也松了手。
“他有没有呼吸?”庄晴问。
“有。”
“有没有意识?”
“我不知道。他咳了一下,眼睛睁开过。”
“你做了什么?”乔肃问。
十二秒。
林雾把控制带从掌心放松。她看见程岸颈上已经出现一道红印,看见他的右手在桌下摸索,看见墙上的呼叫键离他只剩不到半臂。
她还可以把卡放回去。
可以按下呼叫键,承认自己袭击了他。
可以让十九份假证明暴露,让执业证被吊销,让每个接受过她帮助的人重新接受审查。
程岸的指尖碰到墙面。
“他叫了我的名字。”林雾说。
不是求救,也不是威胁。他只说:“林雾。”
她重新握紧控制带。
第二次没有争执。程岸已经没有力气抓住任何东西。林雾把控制带压在原来的位置,直到电机过载灯从黄变红。四十秒以后,她仍没有立即松手。
“第一次,我可以说我在抢卡。”林雾说,“第二次,我是在让一个能指认我的人闭嘴。”
乔肃问:“不是为了十九个家庭?”
“我那一刻想到了他们。”
“还想到了什么?”
林雾看向自己的手。
“想到我会坐在这里。想到那些人会知道,我一直告诉他们秘密和解是唯一能拿到钱的办法,不全是真的。想到有人会问,为什么十九份协议都经过我,为什么韩重山每次只肯给刚好够他们闭嘴的钱。”
“所以你杀了程岸。”
“是。”
她没有再用“只是想阻止发送”。
讯问暂停后,林雾的律师独自在走廊站了几分钟。他从业三十年,知道一份供述什么时候还有辩护空间,也知道什么时候只能开始讨论证据排除、主观状态与量刑。他问乔肃,能否确认林雾经手的赔偿确实救助过家庭。
“会另案确认。”乔肃说。
“媒体一旦知道,她会被写成替企业灭口。”
“她帮助过人,是事实。她替企业隔断公开责任,也是事实。她第二次拉紧带子,还是事实。”
律师说:“公众不喜欢三个事实同时存在。”
“卷宗不负责让公众喜欢。”
下午,十九个文件夹被逐一解密。
所谓假名字,并非十九个凭空捏造的人。有人借同乡证件进厂,死亡证明只能开在证件持有人名下;有人与伴侣共同生活十六年,却没有能被继承法承认的婚姻;有人是境外家属,不敢把真实住址交给任何行政部门;有人仍在北汀用另一张证件工作,一旦关联就会失去收入和居留资格。
第一笔钱由一名已经死亡十年的老人“领取”。实际收款者是死者的母亲。她没有银行账户,林雾让药店老板代收,再按月支付透析费。
第五笔钱付给一名与死者“无亲属关系”的女人。她是死者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的伴侣,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只因为结婚登记使用过一份无法核验的出生材料,整段关系在系统里不存在。
第十一笔钱以陈嘉树的名义领取。真正死亡的人叫陈其年,在厂里一直使用堂兄的证件。陈其年的女儿陈小满签收时二十岁,林雾让她在关系栏填“侄女”。
钱都到了需要钱的人手里。
没有一笔进入林雾个人账户。
与此同时,十九份协议都写着同一句话:支付不构成对劳动关系、职业暴露或损害因果的承认。家属取得救命的钱,北汀取得十九个不会进入公开判决的死者。
韩重山不需要命令林雾替他掩盖。
他只需要每一次都把正式程序拖到病人等不起,再把一份保密和解放在她面前。
傍晚,陈小满来到市局。她在连锁药房做库存员,制服外面套着一件旧羽绒服。乔肃告诉她可以由律师陪同,也可以不接受任何询问。她说自己不是来做笔录,是来确认一件事。
“林律师是不是杀了人?”
乔肃没有讲未公开细节,只说她已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
陈小满握着手机,指节慢慢发白。“她给我妈交过三年药费。”
没人接这句话。
“那三年是真的。”她又说。
“是。”陆弥说。
“杀人也是真的?”
“是。”
陈小满点了一下头,像在药房核对两盒不能混放的药。她没有哭,也没有替林雾求情。临走时,她问父亲的真实姓名会不会被公开。
陆弥说:“目前还没有决定。”
“那决定以前,会有人问我吗?”
陆弥没有立刻回答。
陈小满看着她。“你们每个人都说是为了我们。问人这一步,很难吗?”
她走后,陆弥回到证据室,打开程岸存储卡里的闭幕稿。
稿件第十七页列着三十六名死者的年龄区间、死亡月份和诊断。第十九页开始讲小样本制度的起源。程岸写道:十二年前,一名十七岁职业学校女生因罕见传染病数据遭到反向识别,由此推动泊川建立不可恢复的小样本保护。
正文没有姓名。
备注栏里却写着:陆葵。可视现场反应决定是否展示当年新闻截图。
陆弥盯着那两个字。
程岸死前一天曾给陆葵发过一封邮件,请她“为公共利益重新讲述一次自己的经历”。邮件状态显示已读,没有回复。
陆弥拿起终端。
她与妹妹上一次通话,是四个月前。
那一次,陆葵在挂断以前说:“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总能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