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四封盲邀

程岸的办公室在旧统计委员会大楼七层。

房间比陆弥上次来时空了一半。书已经装箱，墙上只剩几枚拔掉相框后留下的钉子。窗边放着一盆快死的虎尾兰，叶尖焦黄，土却是湿的。程岸总记得给不需要常浇水的植物浇水，常常忘记给活人回电话。

乔肃让勘查员从门口往里编号。陆弥站在书柜前，没有擅自拉开任何抽屉。

“他的盲邀怎么发？”乔肃问。

“先生成四枚一次性凭证，再通过独立转递柜送达。转递柜只保存签收成功，不保存收件人和凭证的对应关系。持有人进入会场以后，系统只核验凭证来自同一批次。”

“寄件人呢？”

“知道自己邀请了谁。系统不知道。”

“也就是说，程岸脑子里有名单。”

陆弥看了一眼空着的椅子。“现在没有了。”

勘查员在碎纸机底仓找到四种不同颜色的信封边角。程岸毁掉了收件栏，却保留着快递回执。四封盲邀分别送到市政区、北汀工业园、东江律师中心和《泊川纪事》编辑部附近的公共转递柜。回执只能证明有人在对应柜门打开后取走物品，不能证明取件人是谁。

“他故意留了方向。”乔肃说。

“也可能只是没来得及毁。”

“你一直替死人选择比较好听的解释？”

陆弥没回答。

办公桌最下层抽屉里有一本硬皮手册。前半本是程岸参加大会的日程，后半本从三个月前开始反复出现四个记号：委、园、律、记。最后一页写着四句话：

要规则继续的人。

要工厂继续的人。

要赔偿继续的人。

要名单出现的人。

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五个人必须在同一间屋里承认：四个人存在。

乔肃把手册封进证物袋。“你导师喜欢把会议写得像审判。”

“他退休以后更喜欢。”

“为什么？”

“正式程序里没人肯把四件事放在一起谈。委员会只谈隐私，工业园只谈生产，律师只谈个案赔偿，记者只谈公开。每个人拿走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段，剩下的就没有全貌。”

“所以他把他们关到一间不留记录的屋子里。”

“那间屋子没有锁。”

“有人死了以后，没锁的门也会像锁。”

四个方向很快长出姓名。

“委”是闻毅。委员会专用纸的防复制纤维与A17第一份材料一致，蓝黑墨的金属离子配比也吻合。

“园”是韩重山。北汀材料中的安全投入表只有工业园总负责人和两名财务主管能调取；页边黑圈的笔迹与韩重山过往签批一致。

“记”是江枚。她连续七年报道北汀职业病，第四份材料中的标题曾出现在她未刊稿的内部版本里。

最后是林雾。十九份非诉和解由她所在的东江职业伤害援助中心经手。她是唯一同时代表过多数家庭、又与北汀签过保密协议的人。

“四个人都认识程岸？”乔肃问。

“闻毅是旧同事。韩重山被他约谈过。江枚向他索要过原始数据。林雾参与过七年前的保密论证。”

“彼此呢？”

“公开场合见过。私下关系不知道。”

乔肃把四张照片排在桌上。

闻毅，六十岁，泊川数据管理委员会主任。

韩重山，五十三岁，北汀资源工业园总负责人。

林雾，四十一岁，职业伤害律师。

江枚，三十五岁，调查记者。

四个人里有两个女人。A17现场的二号杯有口红，深红偏棕；五号杯杯底那半片抗酸药则是韩重山常服品牌。它们还不能证明谁坐在哪里，却足以让搜查范围不再只是一个方向。

陆弥看着林雾的证件照。照片拍于三年前，她穿黑色律师袍，双手垂在身侧，神情比履历上任何一句自我介绍都更疲倦。

他们离开办公室时，陆弥在门后看见一张没有装箱的旧合影。十一年前，小样本规则通过首轮试点，她和程岸、闻毅站在一块写着“让数据忘记身份”的展板前。照片中的陆弥二十七岁，神情锋利得像刚刚证明过一道只有她答对的题。

四年后，程岸又在照片背面写了一句：

忘记名字以前，先确认有人。

句子旁标着日期：2031年。

正是程岸第一次看见北汀数据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