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六十秒

天亮前，警方封闭了与A17结构相同的A18作复演。

五名与会务无关的工作人员按二十点五十八分的路径进入。进匿名区前，他们像昨夜的参会者一样，把手机与手表存入屏蔽柜；柜体不保存身份化开合记录，设备只有在离开后重新联网，才可能在各自终端留下间接时间。第五人进门，中央屏幕显示5；第一人离开，屏幕立刻归零，本地授权端只显示“受保护低值”，旁边开始六十秒倒计时。

59。

58。

倒计时结束，具体低值被不可逆覆写。其后无论人数怎样从四降到零，中央档案都不再产生可区分记录；本地窗口只为当下的安全控制短暂保持最新估计，不会积累一条可追溯的离场序列。

“火灾呢？”乔肃问。

“火警一旦触发，救援端可以实时读取准确人数，相关窗口也会依法冻结。昨晚没有烟雾、温升、呼救或手动报警，紧急模式从未启动。”

“谋杀不算公共安全事件？”

“规则触发看现场信号，不看后来发生了什么。系统没有能力在六十秒内判断争执会不会变成谋杀。”

“那你们为什么定六十秒？”

陆弥看着归零的屏幕。“因为十二年前，有人用九十秒恢复了我妹妹的名字。”

乔肃没有追问。公开资料里能找到陆葵的事。二〇二六年，十七岁的女孩因一种罕见传染病住院。卫生部门发布的研究数据删掉姓名，却保留性别、年龄、职业学校、居住片区和病种。每一个字段单独看都不指向谁，交叉以后，全区只剩她一个。

两天内，陆家门牌号、住院楼层和父母单位出现在社交平台。学校让陆葵“自愿居家”，邻居在电梯里避开她。她治愈了，数据没有。

后来制定小样本屏蔽时，陆弥坚持低值不得在中央服务器停留。六十秒是消防、医疗和建筑控制能够接受的最低本地窗口，也是攻击者来不及批量关联多数空间的长度。

“当时有人反对吗？”乔肃问。

“程岸。”

“他不是共同设计者？”

“共同设计，不等于意见相同。他想保留加密封存，发生重罪后经法院授权恢复。我认为只要存在恢复钥匙，就会有人把每一个例外都说成重罪。”

“最后他让步了。”

“最后他投了赞成票。”

复演结束后，市数据管理委员会主任闻毅到了。他没有带秘书，胸前的大会证件已经摘下，西装领口留着证件绳压过的折痕。

闻毅六十岁，比程岸小十二岁，是小样本屏蔽制度的共同起草人之一，如今负责把泊川方案推广到另外二十七座城市。

“跨城签约直播还有四小时。”他对陆弥说，“今天不能让一套制度先于案情受审。”

“谁被处刑？”乔肃问。

“制度。”闻毅说，“一套保护过数百万人就医、求助和表达的制度，不能在案情未明时被描述成杀人帮凶。”

“人死在它的零里面。”

“人死在房间里。杀他的是人。”

“离开的也是人。”

闻毅转向陆弥。“你应该明白差别。”

陆弥当然明白。她也明白闻毅为什么亲自来。当天上午原定签署跨城部署协议，程岸若公开北汀材料，协议会暂停；如今程岸被杀，任何一句不慎重的话都可能让“匿名城市”变成“杀人城市”。

陆弥先问程岸昨晚约了谁。闻毅说不知道；她随即把闭幕演讲审查放到他面前，提醒他，程岸前天要求取消这道审查。闻毅的回答仍然很平：“那是委员会事务。”

陆弥没和他争论“委员会”是多少个人的遮蔽词，只问他有没有看过《四不是零》。闻毅停了一下，手指在自己的会议证件压痕上抹过，说只看过标题。

乔肃等他的手离开衣领，才问：“你参加过A17的会议吗？”“没有。”这一次，闻毅答得比前两个问题都快，像一句已在心里排练过多次的话，终于等到了它的提示词。

乔肃把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会展控制区的人工签到簿上，闻毅在二十一点零八分签过字。签名前一栏是二十点五十五分，签名工作人员记得他从北翼方向快步过来，左手袖口沾着一小片未干的水。

“北翼有很多房间。”闻毅说。

“A17桌上的一号材料，用的是委员会专用防复制纸。”

“这种纸不是我一个人能拿到。”

“页边批注是你惯用的蓝黑墨水。我们可以比笔迹。”

闻毅的视线落在复演屏幕上。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刚刚走出，零重新亮起。

“我去过。”他说。

“什么时候离开？”

“二十一点零五分左右。”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是谁？”

闻毅摇头。“我答应过程岸，不公开任何参会者身份。”

乔肃说：“程岸死了。”

“承诺没有。”

闻毅走后，陆弥调出A18复演的运维日志。原始日志只是一组未标定的负荷值，记录电机与扬声器是否正常，不保存声音。要把负荷变化反推出哪一座位有人起身、何时停止说话，必须取得厂商的校准模型；而把运维数据转化为人员行为证据，也需要一份用途严格限定的司法授权。

墙没有留下声音，却可能留下了足以重新计算人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