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所有人都否认

韩重山是四个人中最先接受询问的，也是最先说“我没去过”的。

他在大会酒店顶层套房见警方。窗外能看见整座北汀工业区，冷却塔吐出的白汽沿河铺开，像一块久久不散的低云。韩重山倒了三杯茶，自己那杯一口没碰。

“程老约过我，”他说，“我没答应。匿名会议听着安全，实际最不安全。谁都可以编一段话说是你讲的。”

乔肃把抗酸药照片放在桌上。“你吃这个？”

“全市几十万人吃。”

“你的司机二十一点零四分四十九秒接到电话，持续四十二秒。电话里你喘得很急，背景有西楼梯防火门的蜂鸣声。”

“我从会场出来。”

“哪一间？”

“记不清。”

陆弥问：“程岸准备公开多少人？”

韩重山的手终于碰了一下茶杯。“什么多少人？”

“北汀职业相关死亡。”

“经确认是零。”

“我问的不是报表。”

“陆老师，统计不能靠感觉。北汀有一万六千名直接员工，三万多名上下游从业者。人会生病，也会死亡。相关不等于因果，个案不等于群体。”

“你去A17，是想告诉程岸这句话？”

韩重山望着窗外。“我没去。”

第二个否认的是江枚。

她没有请律师，反而把录音笔放在桌上。“你们问我，我也要留记录。免得明天有人说记者因私人仇恨杀害前官员。”

乔肃说：“还没人这么说。”

“等到你们公布我父亲姓名，就会有人说。”

江枚的父亲江培生在北汀做过十一年溶剂清洗，四十二岁死于肺间质纤维化。官方鉴定写“与职业暴露无明确关联”。七年来，江枚采访了五十多个家庭，文章发出三篇，撤下两篇，剩下一篇的评论区里全是“证据呢”。

“程岸手里有证据。”她说，“可他每次都只给总数，不给能让人核查的个案。企业说总数是推测，委员会说个案受保护。两边配合得很好。”

“所以你去拿原始名单？”乔肃问。

“我要求他依法公开。”

“昨晚呢？”

“我在主楼工作间。”

“二十一点零九分，公共打印机记录你打印了一页北汀死亡统计。二十一点以前呢？”

江枚按停录音，第一次沉默。

“匿名系统连参会者都不记。”她说，“你们凭什么逼我替它记？”

林雾是在援助中心的小厨房接受询问的。

她刚为一个患肾衰竭的电镀工人办完临时救助，袖口沾着一点复印机碳粉。她说话不快，每次回答前都会先确认问题里有没有偷换概念。

“我与北汀签过十九份保密和解，不等于我替企业保密。”

“协议要求你不公开病人身份、诊断和金额。”乔肃说。

“病人也要求。”

“程岸要公开。”

“他要公开他认为足够安全的数据。”

“你认为不安全？”

“四十二岁，某年十一月死亡，来自同一个县，妻子在同一所小学做临时工——不写姓名，你觉得还剩几个人？”

陆弥看向她。林雾也看了过来。

“陆老师应该最明白。”林雾说。

墙边的格架里竖着十几只相同的红色法律文件夹。援助中心用红色标记“下一笔治疗费尚无着落”的案件。桌角另靠着一只，硬壳覆膜，银色金属包边，右下角朝墙，无法看见是否有刮痕。

乔肃问她昨晚有没有带这只文件夹去大会。

“带了。”

“进过A17？”

“没有。”

“愿意让我们看一下包角吗？”

林雾把手放在文件夹上。“凭询问，还是凭搜查令？”

“现在是询问。”

“那我拒绝。”

她的回答合法、准确，没有多一个字。

闻毅已经承认参会，却拒绝指出另外三人。韩重山、江枚和林雾全部否认。四个人的陈述彼此不一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在替另一个人提供不在场证明。

“不像共同谋杀。”回车上，乔肃说。

“为什么？”

“共同说谎的人会把故事编得能互相接上。他们的谎各有各的门，门后藏的不是同一件事。”

“也可能事先约定各自负责自己。”

“也可能。你希望是哪一种？”

陆弥望着车窗里的城市。清晨拥堵开始出现，路口人数屏幕从零跳到二百七十三，又在一条只有三名学生经过的小巷口归零。

“我希望程岸没有用一场会议把所有人逼到只能说谎。”她说。

乔肃的终端响了一声。搜查程岸旧资料的技术员发来九张年度报表。它们属于北汀工业园九家不同的分包公司，成立年份、注销时间和主营范围都不同。

九张报表的职业相关死亡人数完全相同。

都是零。

技术员同时从备份目录里恢复出九个被删除的附页索引。索引不含姓名，只保留各附页的有效行数：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其中一份附页尚能打开。

公开栏写着0。

附页里却列着四条死亡记录。

其余八份正文已经损坏，暂时只能确认每份曾有四行，不能确认是否互不重复，也不能确认每一行都足以建立职业因果。

九张报表的导出日志却显示了同一条处理路径：细分单元先做低值屏蔽，园区总数再从屏蔽后的公开值相加。

她忽然明白程岸掌心那行字不是只写给A17的。

三十六还不是结论，只是程岸留下的一项待证明的指控。

但如果九个附页彼此独立，那么这座城里至少有三十六个人，曾被九次从四写成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