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 把房间分给城市
第五章空屋里的逃犯

梁小满花了二十三年纠正同一句话。
“不是携女潜逃。”她对记者说,对办案人员说,对每一个把旧报纸铺到她面前的人说,“是母女同时失踪。”
她在市法院后街经营一家打字复印店。店面不到二十平方米,靠墙立着六只文件柜,每只柜门都贴着年份。从二〇〇三到二〇二六,一年不缺。最旧的剪报已经发脆,标题里的梁霁永远是“卷款女会计”;最近几年的网络截图则用上了更轻巧的词,称她为澄江污染史上的“神秘失踪者”。
季怀真和陈渡到时,梁小满刚把店门上“申诉材料免费复印”的纸揭下来。旧案重启的消息已经传开,门口蹲了三名主播,隔着卷帘门问她姐姐是不是早被基金会灭口。
“以前说她偷钱,现在又恨不得说她掌握惊天秘密。”梁小满把两人带进里间,“你们喜欢哪一种,就把人写成哪一种。”
她五十岁,和证件照里的梁霁没有明显相像之处。梁霁眉尾向下,她向上;梁霁拍照时不笑,她说话时总带一点近似笑意的防备。只有把文件页角抹平的动作很像,食指先压左边,再压右边。
季怀真把物品复原图展开。
梁小满第一眼看见的是餐桌。
“桌背有一道刀痕。”她说,“我姐剁排骨时垫板裂了,刀从缝里下去。小禾怕她挨房东骂,用绿色蜡笔涂过。”
餐桌现任持有人在城北开小饭馆,桌面已被刨过两次。勘查照片里,背面的确有一条被绿蜡填过的斜痕。
梁小满伸手,指尖停在照片上方,没有碰。
“桌子能给我吗?”她问。
陈渡说:“目前登记在别人名下。旧案涉及的原始权属也需要另行确认。”
“我不是要拿回来。”她把手收回去,“我只是问,它还能不能回来作证。”
她见过罗既明。
不只是见过。展览开幕前一个月,她几乎每天都和他联系。罗既明最先告诉她,二百多件物品可能来自姐姐的家,也最先明确表示:他不会把梁霁写成一个从未做过违规转账的人。
“他给我看了一张银行授权页。”梁小满说,“操作人确实是我姐。他说要把这件事和钱最后去了哪儿一起公开。我问他,前半句先传出去怎么办?那些人等得到后半句吗?”
“你在昨晚九点四十三分进过展厅。”陈渡说。
“去拿我姐的家庭账本。”
“你第一次笔录说没有拿任何东西。”
“账本不是展品,也不在二百一十三件清单里。是我家的。”
“你还威胁过罗既明。”
陈渡播放一段恢复出的语音。梁小满的声音因压缩而发闷:
你敢把我姐再判一次,我就在开幕前让你闭嘴。
录音到这里停止。
“后面呢?”梁小满问。
陈渡没回答。
她自己接下去:“后面我说,我会申请禁展,会找法院,会把所有出借人都通知到。罗既明说随便。你们只恢复出一句,就可以先把我当凶手。”
“账本在哪儿?”
梁小满从最里侧文件柜取出一个透明袋。账本是普通的红格本,封面印着“家庭收支”。第一页有梁霁的名字。后半本却不是柴米账目,而是三十七个孩子的姓名、住院号、监护人账户和一串手写金额。
三百二十万元被拆成了三十七笔。
梁小满这些年只公开过其中几页。她坚持说姐姐的权限被盗用,从未承认转账由梁霁本人操作。
“没有银行底档,只拿出这本东西,会有人信钱真到了孩子手里吗?”她说,“他们只会说,这是我后来编的名单。”
“所以你删掉对姐姐不利的部分。”季怀真说。
“我留下别人肯听的部分。”
“两句话有区别,但结果一样。”
梁小满望着她。“你做物证,是不是以为东西比人公平?一件物品脏一点、缺一个角,你们说这是历史。一个被害的人有一处不干净,所有人就说她活该。”
季怀真没有劝她接受一个“不完美受害者”的说法。那句话常被安全站在岸上的人使用,仿佛只要赞美复杂,就已经替水里的人承担过代价。
她只问:“梁霁转账那天,为什么着急?”
梁小满从二〇〇三年的柜子里抽出几份材料。
那年春天,南汀路以东的澄江新衡资源再生厂被查出长期违规处理废旧电池。铅尘从未设置密闭设施的破碎车间逸入周边社区和小学。官方第一次抽检只公布了四十二名血铅超标儿童;半年后泄露的医院汇总表显示,接受检测的一千一百七十六名儿童中,四百零九人超过干预值。
梁霁是污染受害补偿办公室的财务审核员。她负责核对病例、发票和家庭账户,没有最终拨款权。二〇〇三年七月,三百二十万元首期医疗补偿刚到账,处理小组突然要求暂停发放,理由是重新核实受害范围。
两天后,梁霁使用自己的操作权限,把钱转入三十七个已经完成审核的患儿医疗专户。审批栏没有负责人签字。
同一天晚上,她失踪了。
当年的报纸只写了前两句:越权转款,审批缺失。账户名被概括成“多个私人账户”。等警方认定梁霁携款潜逃,资金流向调查也随案子一起停住。
“孩子后来呢?”季怀真问。
“有几个用上了钱,大部分账户很快被冻结。有人借钱治,有人没治。”梁小满说,“裴照宁后来成立基金,一个个重新找他们。全澄江都说,是她把烂摊子接起来了。”
这是裴照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调查现场之外。
二〇〇三年,她是污染事件处理小组的法律顾问。她早年学过护理,工作四年后转读法律,后来专攻卫生法。如今,她是澄江儿童健康基金会主席,也是《归还原处》最大的赞助人。
梁小满昨晚离开展厅的时间是九点四十七分。工作人员无意拍到的一张照片显示,九点四十八分,罗既明仍站在书桌旁,灰色大衣搭在椅背上。照片只能证明他当时活着,不能证明梁小满没有再回来;装卸通道没有连续监控。
但梁小满带走的账本给出了另一条线索。
账本最后一页夹着半张《无主财产清理交接单》。经办人一栏,盖着桑柏的名章。
警方调取旧失物中心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一年的纸质登记。第一只瓷杯,二〇〇三年七月,在长途汽车站被发现;收音机,同年十月,在公园长椅下被发现;木桌,次年一月,登记为街边弃置物;儿童书包,二〇〇五年,出现在旧火车站储物柜。
最后一件属于402室的矮柜,二〇一一年才进入市政拍卖。
八年,六十七个“发现地点”,二百一十三份看似无关的记录。
所有记录,都经过桑柏的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