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允许愤怒

家属委员会占用一栋旧商场的三层。楼下卖窗帘和灯具，三层走廊尽头堆着纸箱，里面是十二年来没有发完的诉讼手册、募捐收据和七种语言的死亡证明样本。

墙上贴着一张本周待办表：

秦伯安——氧气机押金，周四。

陶世昌——透析通路，月底。

玛丽亚·阿尔瓦雷斯——婚姻关系补充认证，缺西语公证。

吴素琴——死亡证明姓名异体字更正，第三次。

贺音的办公桌不在单独房间。她坐在入口，谁进来都会先看见她。

沈听澜到时，贺音正在替玛丽亚改申请书。玛丽亚的丈夫死在海雾号上，婚姻登记在另一国完成。中文赔偿文本把她的身份译成“事实伴侣”，西语文本却是法律配偶。保险方用了中文版本拒绝她进入第一批名单。

玛丽亚说得很快。沈听澜听得懂零散几句，却不足以承担一份权利文件。她等西语志愿者逐句转述，没有用猜测补足空白。

“你也有听不懂的时候？”贺音问。

“每天都有。”

“顾谦不太承认。”

“他比大多数人更常承认。”

两个人都停了下来。

志愿者回来后，贺音删掉申请书里“这是十二年来对我丈夫的第二次谋杀”，换成“不同语种的身份定义造成持续性权利损害”。前一句更痛，后一句更可能进入承办人的意见栏。

“她同意你这么改吗？”沈听澜问。

“她要的不是一句好话，是进名单。”

玛丽亚听见自己的名字，抬头问了一句。志愿者翻给她听。她先看了一眼墙上写着窗口截止日的日历，才点头，在改过的句子下面签名。

贺音把纸递给她签字，又接起医院电话。电话那头说秦伯安的氧气机供应商只保留到下午五点。她一边听，一边在便签上写了四个名字，安排谁垫款、谁取机、谁去补医院章。不到三分钟，一台氧气机有了去处。

“你想问预录听证。”她挂断电话后说。

“家属委员会参与到哪一步？”

“我们提交问题，委员会筛选。入选的家属去彩排，确认时长和翻译。大家都签了知情书。”

“知情书写的是‘传播与技术演练’，没有写正式频道将播放演练录音。”

“我不知道他们会直接播。”

“你知道家属必须照稿。”

“我知道。”

贺音没有回避这一句。

“有人准备了十二年，只分到九十秒。有人一开口就骂，骂完以后真正的问题一个字也没留下。律师最喜欢那样的家属，他们只要表示理解情绪，不必回答事实。”她说，“我帮他们把问题写成对方不能轻易躲开的样子。”

“也帮他们删掉对协议不利的样子。”

“是。”

她把一叠修订稿放到沈听澜面前。每页都有不同颜色：家属原稿是黑色，委员会修改是蓝色，律师意见是绿色，贺音自己的改动用铅笔。

六种预录译稿被并排装订。魏仲衡提到“十七分钟延迟”的同一段里，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德语稿都保留了“延迟”或“推迟”的主动含义；中文稿送家属委员会复核后，却变成：

复杂通信条件不可避免地耽误了十七分钟。

“‘不可避免地’是谁加的？”沈听澜问。

贺音看了看铅笔痕。

“可能是我。我们改过太多轮。”

中文页脚那枚铅笔校记，是贺音惯用的缩写。

“‘延迟’有决定者，‘耽误’可以只是一段时间过去。你为什么要拿掉决定的人？”

“因为协议认定的是多方共同过失。一个词不能重新分配责任。”

“所以你知道它会分配责任。”

“我做了十二年这些材料。”贺音说，“我知道每个词值多少钱。”

走廊有人喊她。秦伯安的女儿来取互助金，现金不足，需要她在电子转账上再签一次。贺音起身时，沈听澜看见她桌角压着一张听证平面图。六个传译间被标成不同颜色，第六间旁边有一行与中文稿相同颜色的铅笔字：

家属席不得使用私人接收器，防止未审核频道盖台。

“盖台”是无线电和同传控制里的旧词。普通家属更常说“串音”或“抢话筒”。

“你以前做过传译？”沈听澜问。

贺音停在门边。

“做过几年会议协调，后来就不做了。”

她出去替秦伯安的女儿签字。桌上那份说明稿仍摊着，“不可避免地”五个字被铅笔压得很深。

沈听澜没有把它当成杀人证据。

它还不是证据，只说明贺音习惯把“谁决定”改成“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