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被筛掉的人

十九份缺失问卷在中心地下库房被找到。

它们没有归入北桥刑事卷，而被装进一只写着“早期访谈训练废表”的纸箱。箱子在中心搬迁时封存，二十年无人调阅。负责清点的警员发现，所谓废表都有正式案件编号，正好填补B-001至B-064之间的全部缺口：四份无观察内容的身份登记、四十一份入模问卷，加上这十九份被排除记录，数量终于闭合。

每一页右上角都用蓝笔写着两个字母：NR。

姚柯认得顾宣衡的标记习惯。NR不是“无记录”，而是“No Recognition”，未辨认。

十九名证人中，十二人无法从照片阵列选择任何人；四人明确说周潜不是自己见到的人；三人从未看见面部。顾宣衡把他们归为观察条件差、表述不稳定或合作程度低，没有纳入多人证词统计。

与之相对，六名选中周潜的证人全部被评为“高诊断价值”。评级理由包括描述细致、信心坚定、与其他证词一致。

可他们之所以一致，恰恰因为此前接触过同一张参考画像。

“这是循环。”林照野说，“先用画像衡量谁可靠，再用被选中的可靠证人证明画像正确。”

顾宣衡不仅知道十九份问卷存在，还把它们保存下来。他没有销毁，只是换了一个让后人不会寻找的名字。

这比单纯遗失更难原谅。

罗竞第三次来到市局时，没有带办公室人员，只带一名律师。他看完十九份问卷的目录，脸色灰白。

“公诉卷里没有这些。”他说。

“辩护律师当年书面申请查看全部辨认记录。”韩岭说，“你回复，未入卷材料均为无效空表，不具有证据意义。”

“那是顾宣衡团队提供的说明。”

“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编号不连续？”

罗竞沉默。

“有没有看过完整照片辨认录像？”

“当时没有完整录像制度，只有询问员记录。”

“有没有在鉴定报告里看见黄色漆不具个体识别性？”

“看见了。”

“庭审时为什么只说型号相同？”

律师提醒罗竞可以拒绝回答可能涉及职业责任的问题。

罗竞抬手制止了他。

“因为一宗案子不会由一项证据决定。”他说，“我当时认为，即使漆痕不唯一，画像、辨认、供述、工装和时间条件能够彼此补强。”

“你有没有想过，它们可能来自同一个污染源？”林照野问。

“二十二年前，没有人这样描述。”

“二十二年前也有人写了‘疑受参考图影响’。”

罗竞看着她手里的复印件。顾宣衡的勾像一枚极小的钩子，挂住了所有“时代局限”的辩解。

“周潜翻供时，说讯问员先告诉了他女童衣着和弃置地点。”韩岭说，“你为什么仍把供述写成含有隐秘细节？”

“我相信主办人员的说明，认为那只是核对式提问，不足以形成内容泄露。”

“主办人员是邵立川。”

“是。”

“画像汇总也是他。”

“是。”

“未辨认问卷由顾宣衡筛除。”

“是。”

“然后你把他们二人的结论写进起诉书。”

罗竞的声音低了下去：“是。”

旧案没有一个人在某天早晨宣布“我们来制造冤案”。邵立川先决定哪些人值得排查；顾宣衡决定哪些证人值得统计；物证专家在摘要中省略“并不唯一”；罗竞把各项弱证据写成闭环；法庭又把公诉方提供的完整故事视为相互独立的证实。

每个人只移动一点边界。

周潜就在那些被磨平的接缝中，变成了那张脸。

罗竞离开前，交出一份从未入卷的内部审查备忘。二十二年前，一名年轻助理检察官曾写：

目击描述来源可能交叉，照片阵列差异明显，供述存在细节先行暴露风险，建议补侦。

罗竞在下方批示：

社会影响重大，现有证据已形成体系，无需扩大不确定性。

“为什么留着？”韩岭问。

“因为我那时就知道，有人提醒过我。”

“现在交出来，是想减轻责任？”

“也许。”罗竞说，“至少别再由我决定什么不重要。”

林照野同样作出一个决定。她向任职机构提交更正申请，要求撤回自己八年前一篇引用北桥案数据的论文。那篇论文讨论重复访谈中证人信心的稳定，使用了顾宣衡整理后的四十一人数据集。她没有参与早年的删选，却在不知来源的情况下把被筛过的结果再次当成科学事实。

期刊编辑问她，是否可以只增加一项数据局限说明，不必全文撤回。撤稿会影响她的职称项目，也会引发对其他研究的审查。

“数据不是不完整。”林照野说，“它把反对结论的人先删掉，再证明剩下的人一致。结论没有保留价值。”

电话挂断后，她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纠正错案不是站在制度外面指出别人的错误。那张脸也进入过她的论文、履历和专业声望。它给予顾宣衡一座中心，也给了她一条职业道路。

现在要把它拆掉，就不能只拆别人脚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