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五个不愿开口的人

顾宣衡死亡十六小时后，专案组列出了第一批重点调查对象。

名单上有五个人。

周芮排在最前，名字旁边已经注明“直接行凶条件不足”；第二个是许葵的母亲许岚英；第三个是北桥案原公诉人罗竞；第四个是姚柯；最后一个是邵立川。

五个人都知道顾宣衡要在论坛上重提北桥案。五个人也都有理由不愿那场演讲按原计划进行。

韩岭把名单拿给林照野看时，她先问：“为什么没有我？”

“你是第六个。”

“那这张纸为什么只有五个？”

“因为我不想让顾问在自己的工作材料上看见自己被列为嫌疑人，然后把这误解成我们对她坦诚。”

林照野把名单还给他：“现在可以加上了。”

“你和顾宣衡决裂，有他的临时邀约，熟悉画像流程，也在现场。唯一缺的是作案位置。你断电时离讲台约十八米，至少七名证人的连续视野能证明你没靠近。”

“所以不是相信我。”

“刑事调查不需要靠喜欢谁来决定。”

这是韩岭最接近安慰人的说法。

许岚英当天下午来到市局。她六十岁，比照片里老得让人不敢立刻相认。二十二年前，媒体曾连续几个月使用她抱着女儿校服痛哭的画面；后来她成立失踪儿童救助基金，每逢北桥案纪念日都会出现在电视上。公众认识她的悲伤，却很少知道她平静时是什么样子。

她穿一件深蓝呢大衣，坐下后把皮包横放在膝上。

“我没有杀顾老师。”她说，“但我请求过他不要在昨天公开。”

韩岭问：“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只告诉我抓错了人，然后把剩下的空白还给我。”

“他有没有说掌握了许葵死亡的新证据？”

“他说有，但没告诉我是什么。我问真正害死我女儿的人是谁，他说纠正一个错误不必等另一个答案准备好。”

“你怎么回应？”

“我说他没有资格教我怎么等待。”

她没有否认两人在论坛前一晚见过面。中心停车场的监控拍到她十八点零九分进入顾宣衡的车，十九点二十四分离开。那之后，顾宣衡给姚柯发过一条消息：“许女士不会同意，但我仍会公开。”

“断电时你在什么位置？”

“一层第一排，靠左。”

“你看见谁接近顾宣衡？”

“没有。灯灭以前，邵主任在后面；灯灭以后，有人从我身后挤过去，我被撞到地上。灯亮时顾老师已经倒了。”

“你看见逃跑的人了吗？”

“我看见一个跛着走的人沿坡道下行。后来别人说他穿绿衣服，我就以为我也看见了绿色。”

她主动纠正了自己的第一份笔录。那份笔录上写着“绿衣跛足男子从北侧离开”。

“为什么现在不确定了？”韩岭问。

“林老师的询问表里有一句，哪些是你看到的，哪些是你后来知道的。我想了一夜。绿色是听坐在我旁边的人说的。”

许岚英离开前，林照野在走廊遇见她。

两人不是第一次见面。北桥案判决后，许岚英曾在法院台阶上抱住十一岁的林照野，说谢谢你记得。那张照片也上过报纸。林照野后来剪掉了照片里许岚英的部分，却始终没能扔掉自己那张松了一口气的脸。

“你还记得我。”许岚英说。

“记得。”

“周潜真的是冤枉的吗？”

“现在只能说，当年的目击证词不足以证明那张完整画像存在。”

“你们专家总知道怎么让一句话不落地。”

“顾宣衡会给你一个更确定的回答。他已经死了。”

许岚英看着她。林照野以为她会发怒，她却只是疲惫地问：“如果画像是假的，我这些年做的事也是假的吗？”

“你帮助过的家庭是真的。”

“我恨过的人呢？”

林照野没有替她回答。

罗竞比约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他如今是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带来一名律师和两名办公室人员。律师先说明他愿意配合，但所有与北桥案相关的问题可能涉及正在评估的司法复查，应当限定范围。

“顾宣衡死前给你打过三次电话。”韩岭说。

“我们讨论论坛内容。”

“你要求他删掉什么？”

罗竞已经五十七岁，鬓角花白，声音仍保留着长期出庭形成的稳定。他朝律师看了一眼。

“我建议他在完整核实前不要对一个生效判决作结论性评价。那不是阻止，是职业审慎。”

“你说‘如果你在台上把原始问卷放出来，毁掉的不只是一宗案子’。这也是职业审慎？”

“二十二年前的程序规范与今天不同。用今天的标准审判过去，很容易得到廉价的正义感。”

“周潜用的是哪一天的标准？”韩岭问。

律师立即打断，提醒问题具有诱导性。

罗竞抬手让他停下。

“周潜不是只靠画像定罪。还有辨认、行为轨迹、衣物纤维和他无法解释的作案时间。”

“二十二年前你在法庭上说，四十一名互不认识的目击者不可能共同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人。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如果你们有新证据，可以依法提出。”

他没有回答。

罗竞在断电时坐在二层东侧，前后都有省院同事。他看见墨绿色背影离开，却没有接近讲台的条件。他的手机定位与证人记录相符。动机存在，机会不足。

姚柯的情况相反。

他能自由进入后台，知道红签封套的位置，也知道展台器具的用途。暗场前近三分钟，他从南通道离开观众区，自称去找备用转接头。南侧仓库摄像头在十七点十九分三十一秒拍到他进入，主照明恢复后十五秒拍到他出来。仓库距讲台近三十米，唯一的门始终处在一名志愿者视线中。

“你与顾宣衡争吵，是因为你认为他的演讲在替自己脱罪。”韩岭说。

“是。”

“如果他死在承认错误之前，他会失去替自己改写历史的机会。”

“也会失去公开原始材料的机会。”

“你掌握备份吗？”

“原始问卷和辨认照片的排列记录还在档案盒里。丢失的红签封套装着市政无线电母带、当年的移交目录和一份磁带连续性鉴定。那些东西涉及证据链，不是扫描件能替代的。”

“做连续性鉴定的机构会不会留工作副本？”

“按规范应该留分析副本，但顾老师没告诉我由谁做，也不知道副本是否仍在。就算找到，原始母带仍关系来源和完整性。”

“母带里有什么？”

姚柯说不知道。

他说得太快。韩岭在这两个字旁做了记号。

邵立川是最后接受询问的人，也是唯一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询问的人。

中心还处于封锁状态。他坐在一张摆满周年纪念品的长桌后，黑色礼仪手套已经作为现场物品被警方扣走，双手裸露，右手虎口有一道旧伤。

墙上挂着他与顾宣衡二十年前共同为中心揭牌的照片。照片里的两个人都年轻，站在放大的北桥画像两侧，像守着一面旗。

“为什么顾教授临时修改演讲题目，你没有取消？”韩岭问。

“学术表达有自由。我反对他用未经核实的原件公开指控，但不能因此封住他的嘴。”

“有人说你们上台前发生争执。”

“我劝他先走内部复核。顾老师晚年做事越来越讲象征性，总觉得必须在某个适合摄影的场合完成忏悔。”

“你知道他邀请了周芮？”

“案发后才知道。”

“断电时你在哪里？”

“西侧舞台控制台。顾老师开始讲话后，我发现演示屏的备用画面没有切换，向左走了几步找值班员。控制台离讲台侧翼不到四米。灯灭后我立刻折回去，摸到顾老师倒在地上。”

“你为什么没有离开？”

邵立川似乎不理解这个问题。

“我的同事受伤了，我为什么要离开？”

“有人听见你在灯亮以前喊‘有人倒下了’。”

“我摸到了他。”

“你什么时候摘的右手手套？”

“准备检查脉搏时。戴着手套不方便。”

“摘下的手套呢？”

“掉在旁边，警员已经提取。”

“你碰过档案盒里的红签封套吗？”

“没有。”

“中心周年论坛的路线、座位和展台安排，最后由谁批准？”

“我负总责，具体由七个小组执行。”

“停电呢？”

“初查不是供电故障。有人在彩排结束后，给灯控项目写进了一段四十七秒的全暗场景。低位应急照明不受灯控台控制，所以一直亮着。项目文件存在后台工作站，舞台组和设备组共有八个账号能修改。”

“你的管理账号有权限。”

“账号需要硬件令牌。令牌锁在抽屉里，你们可以查。”

邵立川的管理账号在演出控制后台当天没有直接登录记录。但周年筹备期间共用工作站频繁换人，日志里留下三个舞台组账号，暂时不能说明是谁写入了暗场指令。这个结论只涉及演出控制系统；独立运行的嘉宾系统另有权限记录。

询问结束时，邵立川请韩岭等一等。

“画像的事必须尽快澄清。”他说，“现在外面有人攻击周芮，也有人借机否定所有目击证词。中心可以召开说明会，强调这只是有人对论坛流程的恶意操纵，不代表方法本身失效。”

“六个人还没找齐，你已经确定是恶意操纵？”

“难道会是巧合？”

“也许。”韩岭说，“刑事调查偶尔得允许这个词多活几天。”

走出办公室，林照野问：“你觉得谁在撒谎？”

“每个人都少说了一部分。”

“那不等于撒谎。”

“在审讯室里，有时只差是谁决定那部分不重要。”

韩岭把嫌疑名单折起。五个人的动机都能讲成一个完整故事，但机会各有缺口。调查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因为某个故事听起来顺畅，便提前替缺口补上证据。

二十二年前，他们已经这样做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