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绿色袖子

早晨七点，林照野拿到二百零九份匿名证词。

姓名、职业和联系方式全部遮去，每份只保留座位区域、访谈时间、自由叙述及后续问答。她没有先看“嫌疑人特征”栏，而是把自由叙述按时间铺在中心二层的研究室里。

纸张很快占满长桌。

她给每份证词建立四种标记：蓝色代表直接感知，灰色代表推测，黄色代表事后信息，红色代表来源不明。比如：

我看见一个穿绿衣服的男人从东门跑出去，应该就是刺伤顾教授的人。

“穿绿衣服”和“从东门出去”标蓝；“跑”需要核对步速与连续视野；“就是刺伤顾教授的人”标灰，因为证人没有看见他接近讲台。

另一份写：

凶手是跛子，左腿不方便，听别人说脸上有疤。

跛行标蓝，伤疤标黄，“凶手”标灰。

证词并不因为带有灰色和黄色就失去价值。人的回忆本来就会混合感知、解释与后来获得的信息。危险只发生在所有颜色被誊成同一种黑字以后。

上午八点十二分，姚柯进来送咖啡。

他是顾宣衡的研究助理，三十四岁，在中心工作七年。案发后他接受了三轮询问，因为有后台权限，也因为下午四点曾有人听见他与顾宣衡争吵。

“韩队说我只能放在门口。”他把纸杯搁在入口处，没有跨过地上的黄色警戒线，“不准碰材料，不准和你讨论案情。”

“那就别讨论。”

“我只是来告诉你，顾老师原本准备的演讲稿不在失踪的红签封套里。办公室电脑有一份。”

“警方看过吗？”

“正在提取。”

“你们昨天为什么争吵？”

姚柯笑了一下，笑意很短：“这算案情吗？”

“算我对死者的私人好奇。”

“他想承认画像技术在二十二年前存在局限。我想让他承认，他本人看见过那些局限，而且删掉了不符合结论的材料。”

林照野把一支蓝笔盖上。

“你有证据？”

“原始问卷。警方刚从档案盒里封存的那批。前提是他们肯把每一页背面的修改痕迹也算作证据。”

“你为什么留在他身边工作？”

“因为一个人做过错事，不代表他后来做的每一项研究都错。也因为如果所有讨厌他的人都离开，最后替他整理历史的就只剩他自己。”

门外警员提醒姚柯时间。姚柯退了一步。

“还有一件事，不是案情。”他说，“你十一岁时的三次笔录，我看过。”

林照野抬头。

“顾老师把它们夹在演讲稿旁边。第一份是原话，第二份有询问员改写，第三份是顾老师整理后提供给检方的摘要。三份不是同一个故事。”

姚柯离开后，林照野有很长时间没翻动桌上的纸。

咖啡已经凉了。杯套上用黑笔写着“林老师，不加糖”，是顾宣衡过去开会时替她点饮料的习惯。姚柯大概只是照旧单下单，那个小小的习惯却让她突然无法继续工作。

十九岁时，林照野第一次独自去找顾宣衡。她把北桥案所有剪报装进文件夹，问他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周潜。顾宣衡没有立即谈案件，只拿出一张纸，让她分别写下“我确定”“我推测”和“别人告诉我”的内容。最后，纸上“我确定”的栏里只剩绿色袖子。

她当时哭了。不是因为得到答案，而是因为终于有一个大人允许她不知道。

后来是顾宣衡替她写推荐信，带她做第一次儿童访谈，在她把封闭式问题问得一团糟时，坐在观察室外陪她重看录像到凌晨。他常说，证人沉默时不要急着替他完成句子。林照野用了很多年才发现，他最会教给别人的，往往正是自己曾经没有做到的事。

她想哀悼那个在观察室外等她的导师，又无法把他与法庭摘要上的署名分开。她想恨那个删过问卷的专家，桌上那杯不加糖的咖啡却仍是他记得的口味。

林照野把杯子放到看不见的地方。手背碰到袖口那一点已经发暗的血，她才发现自己整夜没有换衣服。

她记得自己的第一份笔录。

北桥夜市之后第三天，两名警员在学校图书室询问她。窗外体育课正在跑步，哨声隔几分钟响一次。她说自己与母亲走散了一小会儿，站在棉花糖摊旁；前面有一个人蹲下，或者只是弯腰捡东西；她只看见那个人的手臂，袖子是绿色。

警员问：“是不是修车工那种工作服？”

她说：“可能。”

“那个人旁边是不是站着许葵？”

她说：“我没看见。”

“你们差不多高，扎两个辫子，穿黄色裙子。再想想。”

她想了很久，仍然说不知道。

第二次询问发生在一周后。派出所公告板上已经贴着初版画像，绿色外套、窄脸、短发。母亲带她进去时在画像前停过，还说：“就是找这种人，你如果想起什么一定要告诉警察叔叔。”

那天的笔录把“绿色袖子”写成“绿色工作服”，把“有人弯腰”写成“一名男性蹲在路边”。结尾加了一句：

证人不能排除该男子正在与失踪女童交谈。

第三次是周潜被捕以后。顾宣衡亲自询问她。他没有用威胁性的语气，甚至比之前所有大人都温和。他把六张照片摆在桌上，问她哪张“最接近你后来想起来的印象”。

她先说都不像。

顾宣衡告诉她，不需要完全确定，只需选择相对接近的一个。她指了周潜，不是因为认出，而是因为他的外套颜色最深。

顾宣衡又问：“如果把头发画短一点呢？”

“也许。”

“左眉这里有一道疤，是不是会更像？”

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说：“我没看见脸。”

顾宣衡替她总结：“但从体形、衣着和动作看，四号最符合你见到的人，对吗？”

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点头。

后来提交法庭的摘要写的是：

证人林照野辨认四号照片中的周潜，确认其体形、绿色外套及弯腰接近女童的动作，与案发现场所见一致。

一句话里，只有“绿色”真正属于她。其他内容分别来自问题、照片、推测和一次她已经记不清的点头。

林照野花了二十年学习如何把那句话拆开，却始终没有机会看见它最初被连起来的手。

她重新低头工作。

中午之前，二百零九份证词被拆成了七百四十六个最小观察单元。林照野没有给它们排名，只把每一项写在卡片上：颜色、伤疤、耳朵、手、步态、头发、脸形、移动方向、最早出现时间、最晚消失时间。

她先抽出所有提到绿色外套的证词，共六十三份。

其中五十七人位于东侧一层，四人在东南通道，两人从二层远望。没有一人位于北侧缓坡附近。更重要的是，四十九人明确写着只看见背部或侧后方，十四人没有描述观察角度，却无人提到右耳缺损。

她再抽出四十一份提到眉骨伤疤的证词。

它们全部来自主舞台西南侧。二十九人明确说那名男子穿灰色或黑色上衣，十二人没有看清衣服。没有一份写绿色。

下午一点，她给韩岭打电话。

“别再画那张脸了。”她说。

“理由。”

“绿色外套和眉骨伤疤之间，共现次数是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耳朵呢？”

“还没做完。”

“我现在过去。”

韩岭十五分钟后进门。林照野已经把长桌清出一块，用黑线画了六个圆：绿衣、伤疤、跛行、戒指、缺耳、短发窄脸。如果有证人在同一个连续视野里同时看见两项，她就在圆之间连线。

绿色外套与“男性背影”“东门移动”相连。

伤疤与“灰色西装”“西南展台”相连。

跛行与“北侧缓坡”“手杖点地声”相连。

银色戒指与“帘幕后伸出的手”相连。

缺损右耳与“二层栏杆”“浅色助听器”相连。

短发窄脸与“南通道”“逆人流移动”相连。

六组图形彼此分离。没有一条线能够把它们连接成一具身体。

“绘图表把地点和共现关系删了。”林照野说，“它只计算一项特征出现多少次。六十三个人看见绿色，四十一人看见伤疤，三十五人看见跛行，于是素描师被要求把最高频特征全放进一个人。”

韩岭俯身看图：“不代表一定有六个人。也可能同一个人在不同地点脱衣、化妆、改变走路方式。”

“四十七秒内？东门与北坡直线距离四十三米，中间有三排固定座椅。最早看见绿衣和最早看见跛行只差一秒。除非他能同时出现在两个方向。”

“可能有同谋，统一伪装。”

“也可能根本没人伪装。”

林照野从证词堆里找出自己那份，在“绿色外套”旁写下“断电前：东门快递员”；又在“眉骨伤疤”旁写下“断电前：展台化妆师”。

韩岭盯着两个职业看了几秒，拿起电话。

“查论坛所有工作人员、嘉宾和临时入场人员。先找穿绿色制服的快递员、做过伤疤演示的化妆师、左腿术后的陶晋安。还有，周年戒指到底发给了谁。”

他报完指令，目光仍停在那六座互不相连的小图上。

“如果你是对的，”他说，“这不是三百多人看错了同一个人。”

“他们可能一个都没看错。”

“那张画像怎么会出现？”

林照野看向墙上顾宣衡留下的半句话。

不要把他们——

最后几个字终于有了唯一合理的落点。

“因为有人把六个真实的人，画成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