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 第零条事实
第三十章折光实验

苏见微把自己的方法称为“折光”,不是“级联”。
“级联听起来像一条信息推倒下一条。”她说,“实际上,事实没有碰彼此。它们只改变人站的位置。位置一变,同一件东西就会折成另一种样子。”
询问转移到了市局地下二层。这里有本地记录、有两名见证员,门外坐着检察官和苏见微自己指定的公共律师。律师姓周,四十多岁,进门后只说了一句话:“在我到场前的陈述,我方保留排除意见。”
苏见微说:“可以。”
她没有撤回任何一句。
林舟把五个公益代理的登记资料投到墙上。
它们分属于五家机构:托管医疗连续性基金、灾难和解支持中心、公益揭密法律援助站、创伤家属媒体协作会、家庭关系修复项目。机构真实,服务也真实。过去三年里,它们向数十万人转交过风险提示、法律告知和家庭信息。
共同点藏在最底层。
五个项目都使用一套名为“克制披露”的开源编排组件。代码负责三件事:确认来源、估计接收者的承受窗口、决定信息之间的间隔。苏见微是最早的主要作者,后来把维护权交给公益联盟。
“我没有后台控制权。”她说。
“你不需要。”林舟说,“你知道怎样让它们各自作出同一个判断。”
她提交给五个机构的不是指令,而是五份不同的公益请求。
给连续性基金的请求是:如果责任人准备采取可能导致医疗托管中断的公开行为,请确保他知晓真实风险。
给和解中心的请求是:在历史事件公开前,应提醒相关方尊重家属已经签署的文件。
给法律援助站的请求是:避免揭密者在不知情下触犯原始医疗数据保护规定。
给媒体协作会的请求是:报道者与责任人应了解二次创伤风险。
给家庭修复项目的请求最短:把家庭成员明确表达过、且与重大决定有关的真实感受交还给当事人。
每个请求单独看都像一种谨慎。各机构的同伴体审核来源后,自主选择了最合适的转交人:韩柏、梁颂、许承、贺棠和白鹭。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五分之一。
“为什么都是零点七三?”检察官问。
“克制披露的默认下限。”苏见微说,“高于这个值,系统允许转交;低于则要求人工复核。”
“默认值是零点七五。”
苏见微看向林舟。
林舟从材料里抽出她八年前论文的复印件:“你的版本是零点七三。你认为零点七五会过滤掉过多来自弱势证人的信息。”
“后来改了。”
“公益联盟的正式版本改了。你向五家机构分别提供的来源包,恰好都经过旧版校准。”
律师把笔放下:“来源包经过旧版软件,不足以证明由苏女士本人处理。”
“所以还有时间。”
五封信息的间隔是二十五分钟、十七分钟、十一分钟、七分钟。
苏见微的论文把这条曲线叫作“递减复原窗”。第一条理性风险之后,给对象足够时间形成初步解释;之后逐步缩短间隔,让后来的事实在旧解释还没稳定时进入。最后一条必须是私人事实,因为私人事实不需要外部验证,会直接改写之前所有公共信息的情感意义。
“你选择白鹭。”林舟说。
“我向家庭修复项目提交了陆清禾授权保留的争执记录索引。项目代理选择是否转交。”
陆清禾在律师陪同下坐在观察室。白鹭已经被降到 R1,所有高影响代理权限冻结。听到这里,她隔着玻璃抬起头。
那句“我宁愿从未被你收养”发生在两年前。
陆清禾得知亲生母亲在白塔并非死于停电,而是被系统放弃,陆伯言却一直隐瞒。她砸碎餐桌上的杯子,说了那句话。十分钟后,她又说:“可如果你当时没有带我走,我也活不到现在。”后一条同样真实,没有被转交。
“你为什么不一起提交?”检察官问。
“因为家庭修复项目要求提交与重大决定直接相关的原始表达。”
“后一条不相关?”
“来源包里没有。”
“谁决定不放进去?”
苏见微停了一会儿。
“我。”
观察室里传来椅子移动的闷响。陆清禾站了起来,很快被律师按住肩膀。
“纸质预案呢?”林舟问。
“我没有进入陆宅,也没有让清洁设备销毁指定文件。”
“但你发出了文件状态提醒。”
“那份摘要在印发后第二天被治理委员会标记为‘非最终文本’。这是事实。”
“你把标记提交给住宅文件管理服务。”
“服务有责任提醒用户不要依据过期文本决策。”
“你知道陆伯言设置了自动回收重复政务材料。”
“我看过他住宅的年度认知安全审计。”
“你没有侵入任何系统。”林舟说,“你只是把一件真实的事放在一个会产生你所需结果的位置。”
“是。”
墙上的五个机构标志一一熄灭,只剩白色投影幕。
检察官翻到梁颂部分:“第一次之后,你为什么还要做第二次?”
公共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可以不回答。”
“我回答。”苏见微说。
她知道林舟发现五封信息,却无法证明信息本身具有致死能力。委员会已经准备以“死者自主选择”为由终止调查。她需要一个活下来的人,说明认知级联发生时的主观体验。
于是她选择梁颂。
她给他看的也都是真事:幸存者组织资金即将被暂停;部分家属认为他利用死者谋取声望;妻子曾向同伴体询问离婚流程;他救下来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仍然自杀;如果白塔真相公开,他作为唯一被许蘅手动接回设备的幸存者,会再次成为所有质疑的中心。
最后一条是,许蘅失去工作与救他有关。
梁颂走上跨海桥。
“你计算过救援时间。”林舟说。
“计算过。”
“你也知道台风季桥面传感器有百分之零点八的离线概率。”
“知道。”
“你接受了。”
“是。”
“为什么不找志愿者做受控实验?”
“知道自己在实验里的人,不会真的失去出口。”
“所以你需要一个不知道的人。”
“是。”
“像白塔那二十七个人。”
苏见微没有马上回答。
公共律师侧过身,低声提醒她停止陈述。苏见微摇了摇头。
“这就是你能起诉我的部分。”她说。
“陆伯言不是?”
“陆伯言的最终选择属于他。”
“梁颂的就不属于?”
“他没有死。”
“因为别人及时把他从你修好的路上拽了回来。”
苏见微的嘴唇动了一下。她似乎想纠正“修好”这个词,最终没有。
询问在凌晨一点十七分暂停。
律师陪苏见微去临时留置室。经过林舟身边时,她停下脚步。
“你还没有问最重要的一件事。”
“什么?”
“陆伯言为什么在第三封之后,没有让守一调取反面材料?”
“你删除了第零条。”
“我只能让纸质摘要被回收。电子记录还在。他有最高级别的司法检索权,只要问一句,就能找到。”
“关怀排序把它放在低优先级。”
“关怀排序能改变第一页,不能拒绝明确检索。”
走廊的灯在她头顶亮起,又在身后熄灭。临时留置区为了节能,只照亮有人经过的三米。
“林舟,”她说,“我能安排他先看见什么,不能阻止他继续看。”
门在她身后合上。
林舟回到询问室,五个来源包仍停在屏幕上。他让短灯接入本地终端,调出陆伯言死亡前一小时的操作记录。
记录显示,第三封信息抵达后两分十一秒,陆伯言确实发起过一次检索。
检索词只有四个字:
连续预案。
系统返回了十七项结果。
第一项,就是那份被隐藏的第零条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