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四百二十一户

许兰舟的办公室没有一面空墙。

四百二十一户居民的协议按街区装在透明袋里，袋口贴着疾病、搬迁、土地和身份争议四种颜色的标签。有些家庭只剩复印件，有些保存着两联，有一家同时拿出医院联、街道联和居民联，三张纸上的赔偿期限各不相同。

沈砚青没有先读条款。她给每一张纸记录正背面涂层、纸边缺口、显色强度和原编号，把能够确认同组的文件连接起来。

三天以后，墙上出现一张联次矩阵。

企业持有的版本几乎总是否认因果。

土地部门持有的版本几乎总是永久转让。

银行联允许从补偿里冲抵家庭贷款。

公证档案联总有最完整的终局弃权。

居民联保留健康观察，却把观察主体写得含混。医院联承诺检查，但不承诺治疗。每一种文字都把责任推到下一张纸上。

“这不是印错。”许兰舟说，“印错不会每次都恰好让保管人获利。”

她从锁柜里拿出三十七份身份材料，承认自己做过的修改。

有个孩子出生时没有登记父亲，按当年补偿口径不算搬迁家庭成员；许兰舟把事实抚养人填成了法定父亲。有个外来工在污染区住了七年，没有正式户籍；她借用亲属住址让他进入健康检查。还有几份手写证明，是她让邻居补签的。

“我改过亲属关系。”她说，“没改过任何一张诊断书。”

“纸面不认识你的好意。”沈砚青说。

“所以法律才不能只剩纸面。”

“你准备承担什么？”

“我把材料交给独立审查。接受纪律调查。但我不会同意乔闻慈把所有姓名未经处理投到大屏上。”

“你删过她的公开文件？”唐竞问。

“复制过一份，把姓名遮了。原件没动。她发现以后，说我和二十四年前的人一样替别人决定能看什么。”

“你怎么回答？”

“我说完整不等于把一个病人的身份证号码也叫真相。”

许兰舟的电脑记录证明她没有进入乔闻慈原始材料。她做的是另一个版本，并在文件名里清楚写明“隐私处理稿”。但她长期以居民整体代理人自居，确实没有逐户询问谁愿意公开。

许兰舟当着沈砚青的面拨出第一通电话。她刚说到“为了居民整体利益，材料需要——”，听筒里的人便打断她：“许律师，我不授权。名字不要放，病历也不要放。”

她沉默两秒，把表格上预先勾好的“匿名授权”涂掉，改写成“拒绝公开”。随后是第二户、第三户。有人愿意实名，有人只允许使用诊断年份，有人连住址所属街区都不同意出现。那些答案没有组成统一的“居民意愿”。

第三天下午，白岑在矩阵旁打完第六通电话。市医院要求先有付款保证，两家慈善机构只肯各承担一部分；她把基金仅剩的非治疗行政经费全部转作首笔保证金，才换到八周药物过桥。传真机吐出最后一页时，她逐栏核对，直到看见“不附带权利放弃”才签字。

“八周不是解决。”她把协议交给许兰舟，“但周五以前，没人需要拿药费替谁封口。”

许兰舟把协议复印件钉在矩阵旁。

谢慎章主张的二选一开始松动：公开旧案未必等于立即断药；承认土地来源有问题，也未必等于把今天的住户赶出房子。

那天晚上，物证中心完成牛皮封套的开封。

二十四年前的未签留样保持着完整胶脊。最上层果然是阅示联，标题下写着临时迁居、阶段补助和长期健康观察；第二层是内容相近的居民留存联；第三层以后，文字逐渐改变。企业、土地、银行与公证档案分别藏在纸下。

最底层也是空白。

二十四年前，印刷者已经知道他们需要一张纸，确认压力是否穿过整叠文件。

只是当年的空白联按规定要在签后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