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 墙后的人
第四章阿迟

“查一个没有姓、没有户籍、理论上从来没有出生过的人。”
许知微把这句话说给陈砚时,天刚亮。解剖室外的走廊有一台老饮水机,烧开的水反复滚着,塑料味混进消毒水气味里。
“名字?”
“阿迟。”
“姓呢?”
“没有。”
“出生日期、父母?”
她摇头。
陈砚合上记录本:“那就从确定的东西查。旧疤、牙齿、你家照片,还有程野十岁前的档案。”
沈岚把旧相册锁在3号卧室的铁皮柜里。柜子已经搬空大半,唯独底层压着三本相册和一摞许知微接受心理治疗时的记录。钥匙在沈岚贴身的零钱包中。她起初说早就丢了,陈砚提醒拒不交出可能涉及死者身份的材料会有什么后果,她才把零钱包放到桌上。
相册里的塑料膜发黄发黏,每揭开一页都带起轻微撕裂声。许知微的童年按春节、春游和考试奖状排列得很整齐。八岁生日那页少了一张照片,只剩四个被胶粘住的角。
沈岚说:“可能搬家时掉了。”
下一页是一张在院子里拍的合影。许知微站在左边,穿红色运动服,右臂搭向身侧,却只搭住一片空白。照片被人从中间剪掉半边,剪口越过她的手腕。残留的最边缘,有一小截灰毛衣肩膀。
“他站在这里。”许知微说。
沈岚盯着窗外。
法医将灰毛衣肩部的位置与成年程野的身形比例校正,又比对锁骨疤痕。程野右下第二前磨牙缺了一角,旧修补材料属于二十年前常用的玻璃离子水门汀。唐济民看过牙片,承认自己曾给一个九岁男孩补过牙,没有留记录。
“叫什么?”陈砚问。
“阿迟。”
这是八户成年人中第一次有人在正式笔录里说出这个名字。
警方很快调出程野的身份轨迹。他的记录始于2008年秋天:外省一座小城救助站接收了一名约十岁的男孩,来源写着“车站附近发现”,身份无法核实。半年后,他进入当地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替他补办户籍,按捡到他的日期登记生日,并给了他“程野”这个名字。
十岁以前,空白。
没有出生证,没有疫苗本,没有学籍,没有任何一处地址证明他曾生活。十岁以后,他读书、升学,考入测绘专业,毕业后进入市政测绘单位。档案每一页都合乎规定,像一栋从二层才开始施工、却硬被验收通过的房子。
法医给出初步意见:旧疤位置、牙齿缺损时间与照片残边可以支持同一性判断,最终结论仍需更多生物证据。对许知微而言,那份谨慎没有减轻事实。她曾用十八年学习怀疑自己,如今一具尸体把那十八年从中劈开。
她没有哭。她在洗手间洗了三遍手,出来后问陈砚:“2008年是谁送他去的?”
“救助记录只写了发现地点。车站监控早没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
“这得查他留下的东西。”
程野在单位的储物柜很简单:两套工装、一双备用鞋、折叠伞、常用药,抽屉里有一盒洗净压平的糖纸。每一张都先折成八边形,再摊开,折痕深浅一致。
许知微拿起其中一张,记忆随指腹的棱线展开。小时候,阿迟没有固定的称呼。房间停到哪一家,那家人便用自己顺口的名字叫他;他把这些名字写在碎纸上,转到下一户前团起来丢掉。只有许知微叫他阿迟,因为他总比约好的时间迟几分钟——房间从隔壁转来,恰好需要四分钟。
有一次学校要求填写家庭住址,她把表格带回来,问他家在哪。
阿迟趴在木椅上折糖纸,说:“今天住你家。”
“明天呢?”
“明天就不知道了。”
那时许知微以为这是一种自由。八扇门都肯打开,当然比只有一扇门更好。成年以后她做过许多建筑事故复原,知道一处空间如果没有明确归属,最先消失的往往也是维护责任。
程野的同事证实,他近几年一直参与城市非正式居住空间登记。地下室隔间、工地宿舍、桥洞下的棚屋,只要确实有人长期居住,他都主张在测绘备注里留下记录。同事觉得他固执:“他说图上空白不代表那里没人。为这个得罪过项目方,也没见他拿什么好处。”
银行流水同样干净。工资按月进入,大部分转作定期,小额消费集中在食堂、公交和测绘器材店。他回到回环公寓后先后联系八户住户,有人声称他暗示要补偿,有人说他来翻旧账。账户中没有对应收入,也没有高额现金存入。
“从小就会偷听。”蒋国梁在补充询问时说,“八家什么事他不知道?长大回来,还不是拿那些事吓人。”
“他向你要了多少钱?”陈砚问。
蒋国梁说不出来。
许知微明白他们为什么急于把程野说成勒索者。一个被共同抹掉的人若带着恶意回来,过去的抹除便显得像防范;如果他只是来要求一个地址,八户的沉默就失去了最后一层体面。
沈岚一直没有承认程野就是阿迟。她听完身份记录,只问:“认出来又能怎样?”
许知微看着母亲,胸口那种迟来的疼痛终于有了形状。“至少能证明,我没有病。”
“证明了,他也活不过来。”
“你十八年前就知道他活着。”
沈岚把手伸向茶杯,没拿稳,杯底在桌面磕出一声。她没有回答。
傍晚,陈砚从程野随身的测绘包夹层里找到一份尚未提交的居住登记申请。纸张被防水袋包得平整,除三个栏目外都已填写。
母亲姓名:空白。
父亲姓名:空白。
原居住地址一栏写着:回环公寓中央共享单元。
证明人栏里,他预先填了三个字。
许知微。